【编者按】

2024 年初，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启动了“丝路新星学者计划”，旨在为全球范围内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的“一带一路”优秀青年学者提供平等、自由、开放的学术发展空间，打造集交流展示、资源整合、研究合作为一体的国际性综合学术平台，以中心国家级专业化智库为依托，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青年学者在各学科、各领域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最新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我们选取近期发表的“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文章，对学者本人进行深度访谈。现将部分采访记录选编摘登如下。

受访学者：杨体荣 –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国际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博士后

论文题目：《“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成就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丝路中心”）：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

杨体荣：我长期在比较教育学这个领域接受训练，主要做国际比较教育相关研究。从博士研究生阶段起，我开始关注东南亚的教育，当时主要关注马来西亚多一些；2020年博士毕业之后，我从2021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比较高等教育和东南亚（东盟）研究，比如跟我的合作导师从事关于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研究，同时还和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从事关于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实践和研究工作。2023年博士后出站后，我回到了母校华南师范大学工作，继续做比较高等教育和东南亚教育相关的研究。对于后者，我选择从东盟切入去开展区域层面的研究。此外，我还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做一些国际学校政策、国际中文教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交流、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工作。

丝路中心：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和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

杨体荣：如果要说一个明确节点的话，可能是从2014年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期开始的。彼时“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刚提出不久，非常火，从最初的“一带一路”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再到2023年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们更加明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我完整、真切的体验了整个变化的过程，感受颇深。

丝路中心：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该论文的研究背景，您是如何发现该问题的？

杨体荣：这篇文章背后的研究工作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算是我本人对“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跟踪观察和阶段性思考的结果。总的来看，大致有几个层面的研究背景。

一是国家战略引领和驱动。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比如2016年教育部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地方政府和院校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具体指引。2020年印发的《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同样为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新方向和着力点。在上述代表性政策的引领和驱动下，我国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特别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取得了新成就，呈现出新动向。例如，与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签署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国家战略性重点区域，谋划和推动教育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支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柬华应用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等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建设，等等。上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及其落地之后的效果，产生了大量值得研究的实践问题。

二是中国—东盟合作的稳步深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东盟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规模，持续提升质量、释放效应。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提出要建设“五大家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团队长期关注中国和东盟在各种框架下的教育交流合作动向，比如说学生的联合培养、教师的流动和国际科研合作。

三是具体参与的实践。基于我过去服务政府决策的经历（提供咨询服务、撰写政策报告），结合学校层面发布的政策（《华南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东南亚教育行动专项计划》），我个人多次参与东南亚区域的实践工作（如参与“东南亚论坛”国际会议、与东南亚国家大学的合作办学，多次赴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参加调研），同时通过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指导、北京大学东南亚协会主办的“中国—东盟青年风汇”），这些经历不断加深我对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发展状态、未来走向等议题的研究愿望。在这个基础之上，个人判断这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选题，因此就有了这样的研究计划。

丝路中心：请问该论文中所指的“教育”是广义下的概念（如包括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还是针对特定阶段的呢？

杨体荣：在该论文及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长期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学校教育的概念，不光关注高等教育，还有关注职业教育以及基础教育等。

丝路中心：您通过怎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

杨体荣：研究方法相对是比较多的。首先是从2014年入读硕士研究生以来对“一带一路”、东南亚地区等相关议题的持续跟踪，有一些可能是我自己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思考之后的判断，我想这能够归类到我们通常所讲的质性研究方法。其次，田野调查也是我用到的方法之一，特别是从读博士以来，我多次去到东南亚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比如近期我就去印尼做了一次深度考察，去了雅加达、巴东、巴淡等地，通过观察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也会成为研究的信息源。此外，我在研究中所用的均为公开数据，如教育部国际司、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公布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交叉对比，我们会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

丝路中心：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杨体荣：我挑选一些个人认为相对比较重点的工作来论述“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所取得的成就。

一是学生流动的主体性地位持续强化。根据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发布的来华留学生数据，2013—2018年东盟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48万人，并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接受中国国家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从2013年的5553人上涨到2018年的1.01万人，增长率约82%，相信今年的数据会有进一步的增长。与此同时，东盟来华留学生的分布从集中在中国大城市和临近东南亚的区域转向多元化分布，来华留学生对中国高校国际化的整体促进作用进一步扩大。

二是教师流动取得优先性和战略性地位。其一，东盟国家是中国较早开始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重点区域，也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职业化转型的关键区域。据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原国家汉办发布的数据估算，2014—2020年，中国向东盟国家派出共计1.4万余名国际中文教师，规模最大时年派出2363名教师。其二，中国依托跨境办学合作网络推进教师流动，虽然该网络还处于“低需求—低供给”的小规模发展状态，但是这类实践开拓了教师流动制度化合作渠道。如2013年以来，依托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华东师范大学马来西亚教育硕士教学点项目等开展的教师流动。其三，中国高校教师到东盟国家访问和进修，主要去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当然存在的质量隐患，如2022年发生的国内高校引进菲律宾“注水博士”的教育舆情也值得关注。其四，东盟国家教师到中国接受专业发展培训，主要是在中国相关学校接受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机构是组织培训的主要力量，培训通常具有一定的教育援助属性。

三是教育合作领域更加立体化和协同化。立体化指的是区域教育合作日益从传统领域延伸至非传统领域，如从过去简单的学生流动扩展至多所高校开设境外分校进行跨境合作办学。协同化指的是区域教育合作与经济、政治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相互协同与协作。其一，中国—东盟依托“东盟+1”峰会及其配套交流机制，显著扩展了教育合作的领域，优化了教育合作的空间。其二，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等教育类区域交流平台，扩展了区域教育合作的层次和结构。其中，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促进构建了区域教育合作的多样化平台，将教育合作扩展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三，中国和东盟扩展教育合作领域时，十分重视回应全球发展新趋势，在科研创新与技术转化、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时代性较强的领域打造合作连接点。

四是教育合作的治理体系持续优化。2013年以来，中国—东盟优化教育合作治理体系、提升区域教育治理能力的成就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双方依托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丰富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结构。例如，2016年，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发布《关于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支持东盟教育工作计划（2016—2020年）开展的联合公报》，2017年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通过《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7—2020年）》，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教育合作的治理体系，进而增强治理体系对区域教育合作的辐射能力。其二，借助“东盟+1”和“东盟+3”峰会等基于东盟中心地位的多边合作机制，提升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韧性。例如，2021年10月举办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双方提出将建立教育问题的高层会晤机制，引领教育合作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丝路中心：您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目前存在的挑战有哪些？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杨体荣：我觉得除了宏观战略层面的挑战以外，其他挑战主要集中在高校国际化能力（如开设国际课程的能力、教师开展国际教学的能力）及支撑服务保障能力这两个大的板块。

国际化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工作，这既包括时间上的投入，也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投入。与学校其他领域的工作相比，国际化对很多高校来讲并不是一个紧急程度很高的工作。

目前在很多高校，留学生大多集中在一个学院，主要课程设置也以中文及相近的专业为主，很少会学别的；但其实很多东盟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要去其他学院学一些其他专业，比如说中国历史、物理学、人工智能等，这时候就会对这些学院开设国际课程的能力、教师开展国际教学的能力，以及一些教辅人员提供国际化辅助支持的能力带来巨大的考验，导致很多时候外籍学生的需求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回应。

另一方面，在东盟留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专业领域，高校的竞争力相对较弱，虽然自“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多所大学的全球排名有了明显提升，但在具体一些学科的排名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此外，高校的文凭本身不仅是对学生能力的一种评价，还能起到一个很强的信号作用，其背后所隐含的一些价值以及对于学生未来求职就业的助力作用，都是我们能够去做工作提升的空间。

此外，省市层面在落实政策时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此前我参与了一项地方政府对来华留学生政策研究的课题，在工作中发现，大多省市都缺乏对于外籍留学生人才后端的吸引辅助政策支持，比如在医疗、子女教育等层面；当然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并不是一个零的状态，但是依然有可以提升的地方。同样，当我们为留学生服务的时候，很多学生即使是华人华侨同胞，他们的中文水平跟我们在日常交流时也都存在一定障碍，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提升多样化服务的能力。同时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很多省市尚未建立与外籍留学生群体间的动态联络机制。很多优秀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就离开中国回到来源国了，但当他/她日后取得一定发展，当我们想要去联络他/她的时候，发现缺少联系方式，找不到他们，这对于我们想要更好的开展工作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也是我觉得省市层面可以去实施的一些配套优化措施。

丝路中心：您在当地考察期间，是否与曾在中国留学过的外籍学生有过直接交流？他们对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有什么看法呢？

杨体荣：在我与他们的沟通中，我了解到，外籍学生对在中国留学的整体观感还是蛮不错的。他们普遍认为在中国的生活是非常便利的，也得到了许多支持；尤其对于那些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来说，相较于在本国学习和生活而言，其在中国整体的条件确实有了很明显的改善。困难层面，有留学生表示主要还是集中在学习层面，比如当他们想要融入当地的时候，可能因为沟通或体系上的问题，存在一些他们不太适应的地方。

丝路中心：通过您的研究和分析，您认为文章结论在怎样的层面上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新的理论基础或指导建议？

杨体荣：我认为未来可从人员、领域、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推进区域教育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对接区域教育合作的新需求，推动学生流动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中国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仍然需要持续吸引更多的东盟留学生，同时不断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具体可依次在国家、省市、学校三个层面针对性地加强开展留学生教育的能力，如国家和省市相关政府的政策支持与保障能力、系统服务留学生生活和就业需求的能力、防范留学生教育工作舆情风险的能力等，学校尤其是高校及其院系在留学生培养各环节的服务能力。此外，要加强对中国学生到东盟国家留学的支持力度。

第二，定位区域教育合作的新结构，打造层次多样、供给充足的教师队伍。其一，持续推进中国与东盟在国际中文教师队伍建设上的合作，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其教师队伍从“语言+”向“职业+”的转型，从初级数字化向中高级数字化的转型。其二，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服务东盟国家建设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阶段教师队伍的需求。其三，在现行框架下继续探索教师教育合作的机制，发挥大中小学的积极性、灵活性和非官方性，发展出更加多样和可持续的教师教育合作项目。

第三，扩展区域教育合作的新领域，建立更具韧性的教育合作体系。其一，在核心的区域层次内围绕回应中国和东盟优先战略需求的领域加强合作。在区域教育合作中，弥补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学习损失、推动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社会导向的职业教育等，都是符合双方战略对接需求的重要领域。其二，用好区域合作基础深化国别层次的合作。中国学校、政府等相关方可充分利用中国与东盟区域教育合作在人员流动、合作领域、制度与治理体系方面的基础性优势，根据国别需求和特征深化双边教育合作，并以国别合作反哺区域合作。其三，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提升至全球层次，把握全球教育变革的新议题和新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如教育公平、教学方法改革、知识共享、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推进教育领域的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等诸多新倡议，都是中国和东盟扩展教育合作领域时可以充分利用的共同关注点和知识基础。

第四，长期优化区域教育合作制度，推动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其一，在教育合作实践中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积极参与和维护东盟引领的区域合作架构中的教育合作。“东盟+”区域合作是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的核心架构，未来的区域教育合作仍需要在此基础上丰富有关制度。其二，围绕区域教育合作的核心环节完善教育制度。在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区域教育合作是增进理解互信、培养国际人才、推进科研合作的关键战略，具有超大规模性、发展差异性、跨国性、竞合性等特征。未来需要在教育合作的各个领域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协调各种特性造成的矛盾，推动区域教育合作系统的有序健康发展。其三，持续推进区域教育合作制度的守正创新，在现有基础上根据中国和东盟现代化发展的关联性推进治理体系建设，探索适应区域需求的创新性制度。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增进与东盟学生之间的理解和对话，无论是更频繁的和东盟学生对话亦或是告诉中国学生如何与东盟学生交流，这些是我自己想要做，也在我个人日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长期不断践行的一点。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参加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指导的“中国—东盟青年风汇”活动时，认识了一位在印尼留学的缅甸学生，和他的对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能够尽我所能地去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前段时间，这位缅甸学生在申请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时，还曾来找我给他写推荐信，我真心希望他来到中国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有更好的发展。到了未来某一天，当我们需要跟其所在的组织或机构开展合作，我能联系上他，他也能回忆起曾经有一位中国老师给予了他一些帮助，所以他很愿意去反哺双方的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比较希望能看到的一个场景。

“一带一路”发展十年有余，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倡议带来的变化，以及给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当“一带一路”建设走入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更加细致的工作能够更好助力教育合作的实质性推进，同时能更有效地把它落到实处，这未免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建议。

丝路中心：在您的研究领域内，请谈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最主要成果是什么？

杨体荣：我认为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第一，战略设计上。总体来看，我们的战略策略体系更加完善，出台了很多新的教育政策，为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强劲、更系统的引领，例如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八项行动”中就有多项内容（如通过鲁班工坊等推动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在这些宏观框架的引领下，我们对东盟的双多边教育合作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

第二，平台和机制建设上。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和RCEP等催化下，我国对东盟教育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呈现出种类多样化、层次扩展化、效果外溢化等特征。具体来看，国家层面的平台，有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相关活动；省市层面，如云南、广西省对东盟在教育领域也涌现出日益多元、不断深化的合作平台；院校层面，如北京大学的中国—东盟青年风汇、华南师范大学的东南亚论坛等，都对促进中国—东盟双多边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合作项目上。除了我们在文章中谈到的人员流动（互派的留学生、教师），过去十年多的时间，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旗舰性、标杆性的项目，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研究生院、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鲁班工坊、中文工坊、现代工匠学院，等等。总体看，我们在国家、国内次区域（如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省市、院校等层面的合作项目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耀眼的成就。

第四，研究队伍建设与智力支撑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国内相关院校、智库对“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的关注越来越多，过去在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积累的院校，除了像华南师范大学这样具有地理邻近优势特征的院校外，还有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在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方面实力突出的院校开展相关研究。借着这样一种势头，相关院校对研究资金资源、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投入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对相关实践的智力支撑也有了明显的提升。除了这些研究力量以外，近年来还有很多获批建设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中心）的高校也在开展对东盟的区域国别研究，其中不乏对教育问题的研究。相比之下，这些研究机构更加强调交叉学科特性。

第五，愿景规划和目标引领上。经过双多边努力形成的合作愿景规划，制定的合作目标，也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背后体现了我国与东盟在合作时尝试并达成的一些共识。例如中国和东盟在“五大家园”中的“共建友好家园”这一目标下强调，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用好地区多元文化特色和优势。要积极考虑疫后有序恢复人员往来，继续推进文化、旅游、智库、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使双方民众更加相知、相亲、相融。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属于青年，我国也同东盟不断加强职业教育、学历互认等合作，通过增加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名额、开展青年营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共识。

丝路中心：展望下一个十年，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杨体荣：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有幸见证了第一个十年间的重要变化以及成就，也非常期待“一带一路”的下一个十年。总体来说，我认为有以下三点期待：

第一，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全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能量。期待能够承接上层更宏大的战略设计，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最可靠、最关键、最持续的支撑；同时，能够启发带动国家和地方层面更多的合作，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应对发展挑战、用好发展机遇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动力、平台、资源和信息等战略发展资源。

第二，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更广阔的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应该是立体的、多样的、联动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这样的开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这是“一带一路”在首个十年的发展基础上，依托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和把握国际发展机遇后，可以在下一个十年实现更多发展的地方。更具体地说，这种发展空间，可以从领域上进一步扩展（从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延伸至数字化空间、地球外的空间等）、可以从层次上进一步丰富（国家，国家之上的全球、太空等，国家之下的次区域、省市、机构、个体等）。

第三，从国际与比较教育、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还非常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比如为研究者提供更多走入田野的机会、提供更多将成果进行转化来服务国家和人类发展的机会等。

丝路中心：您认为青年学者应当怎样更好地开展“一带一路”学术研究，助力“一带一路”未来十年高质量发展？

杨体荣：我自己有三点经验，分享给大家：

第一，长期主义、快速迭代。这是我在博士后工作期间最重要的学习收获之一。我们在落实一些大战略的时候，背后一些细致的研究都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去做，并且我认为，能够长期做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很享受、很认可这份工作，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同时，东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发展的非常快，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要想跟上这种变化，就意味着我们本身要快速迭代。这其中不仅需要我们不断迭代自己的理论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迭代自己的眼界和认识。最直接的途径可能就是跟其他同行研究者、当地青年去对话，从而保持对这个区域或国别新发展情况的认识。

第二，多学多用、善学敢用。一方面，我们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教育时，需要不断吸纳学习教育领域之外的知识。另一方面，在当前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保持学习、善于学习，适应新的学习方式，还要敢于运用所学、多用多“献丑”。我观察到有很多研究生同学，他们在学习的时候都不太敢于表达自己，这是可以改进的地方，青年学者应该多一些勇气，在学术会议或日常交流中，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去跟别人交流，从而获取更多知识。

第三，走街串巷（国内）、进入田野（国外）。对于国内发展的调研，除了日常的学习、阅读文献外，青年学者更要走出去，真实的去看、去感受。对于国外的调研，也鼓励青年学者走入到自己研究的区域国别去观察体会当地的文化发展、社会现状，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既了解大的战略走向，也能深入实地探索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