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者，试图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定位，在本文中从宏观视角和整个人类社会视角，简要讨论“一带一路”命题之下怎么认识它的“共赢”。

关于“一带一路”的正式说法，已表述为“倡议”——言下之意是带有一定的和外部世界商量沟通这样的语义。在实际生活中间，它已经有具体的推行机制。我认为一带一路所体现的，是中国在经过贯彻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世界工厂，又以前些年“走出去”发展战略为先声而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对接着领导人明确地给出的一个哲理意味非常鲜明的发展方向，即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是要以“一带一路”来确立和贯彻与其他的经济体共赢发展、升级发展的大思路。

中国的经济在“走出去”这方面，我们于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后，就被领导人所看重，实际的走出去，在现象形态上，首先是中国的商品输出迅猛发展。过去我们只有很有限的一点儿外贸，输出去的基本是“地摊货”，但是在商品输出发展中，我们越来越多的商品开始体现出来可以进入超市，可以成规模，再往后，也可以在欧美开始出现一些中国的品牌店了。商品输出旁边，还有劳务输出，开始中国人越来越多参加相对欠发达区域的一些建设项目，派劳工出去，以后也参加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建设项目。商品输出、劳务输出后面，跟着的就开始有一些中国自己有一定竞争力的技术输出了，比如若干年前我去新疆，知道那里有个企业叫特变电工，开始一个很小的集体企业，做大以后成为上市公司，它在一些电器制成品方面的技术有特色，就开始向巴基斯坦和东南亚输出技术了，也可以拿它的技术专利去卖钱了。再往后跟着的是什么呢？资本输出。像曹德旺董事长的福耀玻璃，十多年前就在美国投资，跟着产能走去建厂。

在这个“走出去”的发展过程中，一旦形成了“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可以简单地评价一下它的意义。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从近代史拉开帷幕的鸦片战争开始说，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这样一个老大帝国，经过了内忧外患，列强欺凌，在19世纪的尾巴上，最刺激中国人的，就是已被欧美列强欺负几十年以后，过去把中国当老师的日本，居然在甲午海战里使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惨败之后，刺激之下我们有了戊戌维新，也称为“百日维新”，一百天出头就归于夭折。那么到了上一个世纪的一百年之内，中国是经历了三件大事，可圈可点，最简单的说，第一就是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第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件大事，那就要说到终于结束文革、拨乱反正之后的改革开放。客观地说，中国能够有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反复探索以后的改革开放，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所以，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到现在我们的发展战略，是锁定伟大民族复兴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就说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了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终于推进到了更为积极和外部世界互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实施上。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再一次强调的，就是闭关锁国死路一条。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就说明了这个看法，但是这句话要真正为我们整个国民所接受，并不容易。像现在情况陡变，逆全球化逆流高涨，中央提出了内循环为主体，有的人认为那么咱们内循环、自力更生就完全解决问题了，这是走向了认识误区。内循环绝不意味着否定开放，还要有外循环，是双循环一起来。领导人特别强调了，这个内循环和双循环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重回闭关锁国。进一步在实践中认识这一点，我们还要经受考验：即怎么样坚持开放？

开放，我认为是中国改革真正完成社会经济转轨的必要的伴随条件和催化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顺理成章地推进到了今天讨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它相关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像中国的亚投行，一开始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的时候，很多人是抱怀疑态度，没想到后来加入亚投行的成员国现在已经累计约一百个经济体，还有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等，都是配合着“一带一路”要做投融资的。我们的一些西部重镇、比如西安，在历史上可是有辉煌的发展记录，有它特殊的和丝路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品牌。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其实那时候被认为是起点，它现在回应着当下时代的客观需要，也已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和代表性的枢纽之一。这个方面挑战和机遇当然也就并存。实话实说，西部这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但你把西安的发展和中国另外一些增长极区域的发展相比较，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还是有一些明显差距的。怎么样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西安也好，西部也好，整个中国也好，我们必须在考验面前，交出我们尽可能高水平的答卷。这个答卷到底交得怎么样，我们不必讳言，现在还是要面临挑战的。

从现在“一带一路”实际的发展态势来看，主要它是向西，在陆上和海上推进相关的建设，要形成一个网状的互联互通的大格局。为什么向西为主呢？过去内部讨论时，我就评论过，中国现在进一步的向外面寻求发展，不能选择太平洋方向，因为那会形成跟美国的正面对撞。我们现在要从地缘关系开始，和西面与我们连得比较近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互通互联开始做。当然就要往西为主，通过过去说了多年的“欧亚大陆桥”，把中国和外部的互动一直推进到欧洲，推进到再加上海路一直到头号强国美国的那个地盘上。但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如果现在从网状的互联互通大格局来看，可以很粗线条地说五条线。所谓“中心线”，就是欧亚大陆桥我们在东海那边的桥头堡连云港，经过郑州，经过西安，再到兰州，新疆，再到中亚，再到欧洲。还有“北线”，可分A、B：A是从北京到俄罗斯到德国到北欧，沿途还有很多的节点，北线的B就更复杂一点儿，东北珲春、吉林、延吉、长春称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行区，这个地方要对接蒙古，对接俄罗斯，再对接欧洲的各个部分，它还要和日本、韩国连通，以及北太平洋、再经过水路要一直到北美洲了。“中线”，是另外一条线，从北京、郑州到西安以后，往乌鲁木齐方向去连通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这样的一条线。“南线”，就更多带有古代已经有说法的“南方丝绸之路”方向上的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一直到越南河内、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尼雅加达，还有另外一些如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印度的加尔各答，再到非洲内罗毕，再转到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威尼斯。大概是这样一个网状概念，其实发展起来不会非常刻板的就这五条线，它是一个发展中还会动态调整的网状系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如果说很多产业的发展，自然而然是跟经济社会的需要联合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老百姓富裕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持有私家车，“一带一路”上的这些欠发达经济体，那么首先从我们最接壤的蒙古，哈萨克斯坦等等这些国家开始，那里的老百姓收入提高以后，是不是也要更多地考虑购买私家车呢？是一个道理。我们的很多产能，如机动车制造能力，是要以后越来越多对接全球市场潜力的。

在这个网状系统里，有一个“五通”概念的提炼，即“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内在逻辑，是我们先按照地缘关系展开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这是政府出面做的事情，这方面已经看到许多的国际场合，许多的论坛上，我们的领导人，有关部门，还有其他请来的国外的领导人，他们的部门代表，都在各自陈述自己的政策，在这些政策里显然有一些共同点，有这种共识之后，政策沟通的基础之上，按照政策形成的发展规划确认共识以后，要落实到合作开发、建设相关的交通、物流、园区、城镇、经济区域、节点等等上的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的联通，要以这样的硬件和以后要配上的软件、管理等等，还有人员素质的提高，来支持以互利互惠的机制发展商贸。这就说到了第三句话——贸易畅通，这个贸易畅通是人类社会早早就注意到的需要互通有无，不是固守自然经济了。对互通有无，经济学早已论证，是一个各自的比较优势合在一起的共同发展，对双方都有利。这是一个几百年来被经济学者反复说明的“为什么会有贸易？就是对两边都有好处”。

多国参加的贸易，对多国也都会有好处。在这个过程中，商贸的发展一定会带来进一步促进投融资的发展——资金融通在一开始，往往就是第一推动力，以后又有不断的以资金融通支持扩大的项目建设与商贸规模，支持各国共同注重的经济社会发展。再往后，还要做到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要包括增进友谊，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这样的哲理，其实不正是对接中国人古代就非常推崇的要走向“天下大同”吗？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这个哲理，落在实际生活中，一定要使各个沿线的经济体中，老百姓能感到首先是人尽其才——我有事儿干了，我的潜力、创造力有地方去发挥，开发出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到市场上提供被人们所接受的产品。人尽其才，会带着地尽其利——土特产要靠自然资源的支持，跟着货畅其流，带来的是繁荣，使原始积累加快完成，生产进一步扩大规模，发展的质量得到提高，那么跟着的，合乎逻辑就是共赢共荣，一起繁荣起来。在中国西部的发展，不也有这个特征吗？基础设施为什么要在西部加快建设？有人说中国的西部交通网建成以后，有了高等级的公路，但高速路上空空荡荡，是不是超前了？我说这个认识是有严重误区的，因为西部很多地方要让它发展，是“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先导因素。经济学上说，这是准公共产品——既然是公共产品就不能简单按照盈利的原则去理解它的建设。客观需要先把路建起来，中国的西部就是如此。开始看起来车辆很少，首先还是发达地方的有些人，开着车跑到穷乡僻壤的西部来收集土特产，然后运到外面去卖个好价钱。那么它带来的，不仅是使当地人有一些收入，而且会激活当地一些能人的商品意识，也学会怎么样进入市场经济，使这些当地的能人也开始学着来收集土特产，租车往外卖，车就开始多起来。完成原始积累以后，这些西部的能人带着他的团队，还会需要买车，他还要形成车队，以后这个路网上的车辆一定会越跑越多。到了“一带一路”上，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一定是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共同走向繁荣，寻求共赢。这个共赢的机遇原理上很清楚，即比较优势发挥，所有的相关经济体的潜力跟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升级发展的过程，使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变成互惠互利中的现实。

但是相关的挑战也十分明显。当下大家都实际具有心情上种种可以称为“焦虑”的感受。我做了几十年的研究，真的非常出乎自己的意料，改革开放走了几十年，最近几年的情况怎么会“黑天鹅”一只一只飞起来，到了当下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紧密跟踪事态，相关的挑战可看一看几个角度：首先是美国作为头号强国，它越来越明显地推行了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悍然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2018年的一季度以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进一步推到了科技战（从中兴被他们打压开始，现在是跟华为过不去了，非得要把中国的5G打压下来），还有就是外交战，都走到了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等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意图，当然就是各种手段合在一起要遏制中国，人类文明不管怎么发展，到了这个时候，老大打压老二的时候，它就是“丛林法则”，不要寄希望跟他讲道理能完全解决，这方面已经别无选择：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而且美国靠着它的巨大的影响力，也形成压力，会逼着其他的国家选边站。像新加坡的领导人多次说，你们中美之间应有妥协，不要逼着我选边站，表态是既不想跟美国结成联盟，也不想跟中国结成联盟。但是现在看得很清楚，最后逼急了，非得让它选边站的话，估计它还是得选美国。已有的这样一个态势，就使全球化遭遇了逆流，显出现在一些倒退的表现。美国的一些盟友中，关系密切的，如英国、澳大利亚，现在也在恶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在这样的严峻局面之下，我们有必要对“一带一路”相关的主客观因素深化认识。首先要抓住最主要的大国关系、大国博弈，联系其他经济体，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些冷静和理智的分析认识，然后要争取形成有远见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对策。

这方面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中美关系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曾表述为建设性的大国伙伴关系，想寻求共赢，想在这个方面贯彻中国和平崛起的诉求，可美国人不认。美国方面现在非常明确地说，中国是战略对手，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设为头号的敌人。全球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的最主要的敌对目标苏联解体了，现在又非常明确地把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回不到原来的中美关系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对中美之间关系冷静地说，和当年美苏的关系还是有重大的不同。美苏是各领一个阵营和产业链，一个北约，一个华约，意识形态上都推到极端，经济生活中间各领一个产业链，那便是无所顾忌地对抗，只是因为有核武器，谁都不敢动用核武器（最危机的时候差一点儿要打核战争了，那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紧张了近20天以后，终于两边的领导人比较理智，寻求了妥协，挽救了人类）——那叫冷战，没有进入热战。最后是由于苏联自己解体，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

我们现在跟美国，虽然似乎局面越来越僵，但是生产力决定人际关系即形成所谓生产关系这个原理，仍然在起作用。中美现在已经在全球产业链里共同加入，相互之间在产业链里已经处于很大程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贸易战打响以后，剑拔弩张之际，美国有胆识的投资家，那个被称为男神式的企业家马斯克，突然在上海跟上海的市长签成了一笔大单，在上海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一年多些的时间，成规模的特斯拉最先进的电动新能源汽车不断下线，这是美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跟着的，我们今年在情况很不妙的情况下，又听说埃克森美孚要在中国安排比特斯拉更大规模的投资。这说明什么？不少在商言商的企业家，心里有数，有个大的判断，就是产业链既然在一起，你们都担心的时候，我恰恰可以谈一个好对价，我出手。这有点儿像巴菲特说的别人恐惧的时候我大胆，别人大胆的时候我才悠着点防范风险。这样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企业家这边同样会有考虑。曹德旺说跟着产能走，十多年前是这样的，现在仍然是要跟着产能走——他追加了在美国的投资，而且受到了美国州政府非常好的优惠待遇。这种联系要想完全切断谈何容易？我觉得完全可以沉住气来再观察一段儿。我认为，基本局面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还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希望经济的力量，促使着社会生活中这种共存现实的作用，更多制约现在一些走极端的政客，特别美国方面的特朗普团队一些过激的举措。这几个月为什么这种紧张局面陡升？就是前一段时间特朗普的选情急剧下降，美国的疫情出乎意料，这么个头号强国，疫情闹得如此不像话，拜登已比他领先了两位数的民意测验结果，现在他对中国出手，是顺应美国朝野空前一致地认为必须跟中国过不去，结果按现在最新的说法，特朗普民意测验又一下子上来了。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看看在这方面还会怎么演变。这一关过了以后，我说的生产力层面这些因素回过来的制约，就应该有所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也都得区别来做分析和掌握我们应该有的针对性策略。

小结起来，在中美关系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心里有数，有理有利有节，要准备持久战。外交口领导的口风近来很有代表性：不再怎么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老话，而是说我们予以谴责的同时，要有谈判清单，绝不脱钩，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等等。这里面所隐含的是什么？是我们会更理智地寻求掌控分歧，有理有利有节地做持久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之中，还是要跟美国各个方面继续发展关系。美国人实际上也有这个方面的表态，一边说要遏制中国，要长期坚持这个方针，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上表态，说今年要访问中国。特朗普在那里跟中国张牙舞爪的同时，又说美国要跟中国合作开发疫苗，意思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们要在捍卫底线的同时，争取跟美国“斗而不破”，要千方百计防止滑入冷战局面。因为实话实说，实力上跟美国不是一个数量级，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战略耐心、战略定力，有的时候看起来面子上差一点儿，实际上我们争取斗而不破，时间将是中国的好朋友，扛过未来十年的话，局面就可能大不相同。这十年里不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但中国要抓住的确定性，就是我们千方百计和美国斗而不破，等于中国继续缩小和它的距离。美国其他的追随者，像英国和澳大利亚，我们也是要有斗争、有交流，努力缓解矛盾，化解不利因素。美国大阵营里的一般盟友，像德国、日本、法国，有的时候跟它紧一点儿，有时候跟它远一点儿，我们也要处理好，增进交流，降低矛盾摩擦系数，更努力发展经贸、投资和人文交流，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反制美国的因素。

中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中小国家的广泛联系，我们要更积极地按照“一带一路”的倡议和规划，处好关系，加快发展。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首先是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应该讲大有可为——一些欠发达的经济体，迫切需要得到一些“第一推动力”，中国现在有这种一定的资金动员能力，有我们可以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处理好复杂的问题，当然也会有一些挑战，这些欠发达经济体往往政局比较紊乱，甚至动荡，法律上也非常复杂，即法治化程度低，这些事情我们都得应对。在遇到敌意打压的时候，我们也得保持理性的冷静，和必要的适当宽容的态度，努力求同存异，引导和平发展因素更有效地形成合力，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防止走极端。

我举个例子简单说一下。比如前一段时间，怎么认识《中英联合声明》？我看到7月8号光明日报上，有一位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的文章，基本观点是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对于中国治理香港没有法律约束力，不构成中国对英国的义务，不是中国治理香港的有效法律依据。那么我就不太认同他这个思路，他的一些论证从法律上来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那个联合声明你说是法律依据吗？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法律依据首先是宪法，然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但是我们要强调，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重大而卓越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两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为谋求两国人民共同利益而签署的，构成了香港回归祖国双方共识方案的基础性指导文件，与宪法、基本法是高度一致的。完成回归以后，这个联合声明的哲理基础、人文逻辑，仍然有它的重要意义。类似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的中美联合声明，这么多年来了，你说它是历史文件，但你说它有没有意义？它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它的内在哲理，它的一些基本逻辑，我们显然还要认同，还要坚持。在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履行完毕的各项条款之外，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和附件，它是中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承诺。按照那位教授的说法，他说这个“本质上属于政策性宣示条款”，意思是法律上来讲抠起来，仍然不是依据。但我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庄严承诺，我们应该表达继续有效的鲜明态度，完全不必纠缠在法律上到底这个效力是从哪张纸上来。难道联合声明跟我们的宪法、基本法，不是一致的吗？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好地向外部世界宣示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坚持这样的承诺，在坚持承诺的同时要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权等等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处理矛盾中执行得更好。教授强调已经体现于联合声明中的条款归于无效，而要我说，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和用意？从本质上想一想，按教授这样光讲一面之辞，抠那个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效力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处理好的事情，值得我们深思。

需要强调，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去完成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伟大复兴。虽然现在看起来受到严峻的挑战，我们仍然要全力争取这样。“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中国和外部世界共赢的重要发展框架，和美欧日、东南亚、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关系，都会和“一带一路”的推进发生交集，我们要牢牢把握共赢这个人类文明的哲理，深刻认识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共赢的主客观条件——向共享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使大家知道可以寻求共赢，不一定在竞争中就走到极端，不是那个所谓的零和博弈。而且制约着极端形势下的战争可能性的是什么呢？就是核威慑——核威慑不要求双方的战略核武器达到同样规模，中国现在披露的信息，我们有远程投掷能力的核弹头仅几百枚，远低于美国、俄罗斯的几千枚，但是中国现在有了这种可以在海洋水下机动处理自己的位置的核潜艇，必要的情况之下有了还手之力，那么这就形成了核威慑战略均势，谁都不敢轻易动手。这不就是邓小平说的吗——现在时代主题变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靠这种生产力层面的创新，以共享经济的推动，以及核威慑的制约，共同形成的，我们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在种种的不确定性之中，牢牢把握我们有所作为的确定性，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中于深水区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全面开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做好“一带一路”的合作开发建设。要做好应对最严峻挑战和最困难局面的准备，同时，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千方百计争取最好的和平发展的结果。

【作者简介】

贾康，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硏究院硏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