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建设思想与建设进展

1.“一带一路”思想回顾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型国际合作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八年多来，在总书记的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总书记的“一带一路”思想不断深入和丰富，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该倡议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并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即“五通”）列为重点工作领域。此后，“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要旗帜。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全新思想，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是“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大的重要基础。

2015年11月，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推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新思想。

2016年8月，在第一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倡议确立为我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明确要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同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演讲中总书记提到，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此后，“一带一路”建设被确立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2017年4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述了“丝路精神”。他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并强调以“丝路精神”来推动国际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2018年8月，在第二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大写意”到“工笔画”，聚焦重点，以“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同时要求重视民生工程和风险防范。这次座谈会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并号召“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总书记还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即“开放、绿色、廉洁”和“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

2021年11月，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要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做到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合作和斗争、存量和增量、整体和重点之间的统筹。同时提出巩固合作基本盘、夯实发展根基，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开拓共同发展新空间，增强战略支撑能力、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优质打造标志性工程、提高示范引领作用，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加强改进国际传播、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等七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并要求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和方式，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八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思想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鲜血液，为应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带来希望。概括起来，总书记的“一带一路”思想可用以下关键词来代表和反映：“五通”重点工作领域，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丝路精神”，“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边主义，民生工程，“绿色、开放、廉洁”的理念，“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以及全面风险防控等。

2.“一带一路”建设进展

八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底，已经有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200多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另外，近20个国家与我国制定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14个国家与我国签署了第三市场合作文件；70多个沿线国家与我国实现了人民币跨境支付。

一大批建设项目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造福了当地社会，实现了合作共赢。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共有81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了3400多个建设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同时，大量民营企业也开始加速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厂或经商，数量超万家。一批投入运营的重大项目产生了巨大效益，如亚吉铁路、蒙内铁路、比雷埃夫斯港、中俄东线油气管线、中缅油气管线等。其中，曾经被认为存在运营问题的亚吉铁路，在疫情期间为稳定埃塞俄比亚的供应链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运营收入大幅增长。2021年11月份亚吉铁路运营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全年有望突破8000万美元。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呈现快速上升态势。2020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为1.9万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0.9％，比2013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以上。同年，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232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了16.9%，而2013年这个比重仅为11.7%。

我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有明显改善。六大经济走廊总体进展顺利，均有重大项目落地。“中欧班列”持续快速发展，2021年发车量有望突破1.5万列，再上新高。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逆市上扬，全年开行将超过5000列。更令人瞩目的是中老铁路在12月3日正式开通。该铁路是我国与周边国家联通的第一条标轨铁路，全面采用中国技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老铁路将中国昆明到老挝万象的运输时间由过去的两、三天（公路）缩短到10个小时左右，将重塑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物流格局。目前，中国云南、山东、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东等多地已开通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

四届进口博览会，年年有新高。在2021年第四届进口博览会上，共有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多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到36.6万平方米，再创历史新高。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本次进口博览会签约额仍然达到707亿美元，与2020年持平。

二、国外智库观点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成为国外智库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发现，国外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以负面观点居多，同时也存在一些正面或中立的声音。正面观点主要是肯定“一带一路”对于沿线国家的贡献，并对“一带一路”的抹黑予以反驳。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普华永道以及美国促进中心均发表报告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合作伙伴的经济贡献以及在疫情下推动区域发展、重振世界经济的巨大潜力。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以及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称赞中国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方面的努力和成就。美国兰德公司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报告，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理解为“地缘政治战略”、“债务陷阱外交”给予了反驳，指出应从经济角度而非地缘政治角度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由双边而非单边推动，需要经由东道国同意，中国无法单方面推动。

中立观点主要从发展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建议。美国亚洲基金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扎根当地，与政府和民众加强沟通交流，提高项目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能会对环境构成挑战，“一带一路”长期战略应注重解决城市环境危机。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均建议美国加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取得共赢。印度南亚分析集团建议印度应把“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的规划等协调起来，更好地服务于印度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指出应以更加客观的视角评价“一带一路”项目在马来西亚的成败，在评判“一带一路”项目时，不应片面指责中国，而应考虑当地政府、金融机构、精英阶层是否对项目给予了支持。

负面观点主要集中在抹黑“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出谋划策对抗“一带一路”。例如，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印度智库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以及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智库发文诬陷“一带一路”项目破坏东道国国内和平，制造债务陷阱，使东道国经济受到损失。澳大利亚洛伊国际研究所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污蔑“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有新殖民主义企图，侵犯东道国数据安全和公民权利。总的来看，美西方势力的抹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首先是债务陷阱。随着一些国际知名学者撰文驳斥，这一声音有下降的趋势。其次是环境破坏论，大量环境非政府组织“另眼”关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不断挑起媒体眼球。尽管我国不断强调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加强应对气候方面的合作、承诺不再建设海外煤电项目，但“一带一路”建设遇到的环境舆论压力有增无减。

在宣扬对抗上，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哈德逊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智库）、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以及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等智库发文主张，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形成盟友共同应对和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和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均建议推出“一带一路”替代新方案。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认为，美拜登政府不应正面回应、试图逐个击破，而应该采取“非对称战略”，通过提供一种以普世人权、民主和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替代模式，“打败”“一带一路”倡议。

三、“一带一路”英文文献分析

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可以发现，2013年9月7日至2021年9月7日共发表了2396篇关于“一带一路”的英文期刊论文。论文主要为中国学者发表，占69.95%；其次是美国（11.97%）和英国（8.57%）。涵盖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科学（占26.76%）、商务经济（20.25%）、国际关系（15.73%）等。相关研究主要涵盖地缘政治（含全球治理）、开发性金融、中国对外投资（东道国、经济发展）、能源与环境（可再生能源）和交通物流等领域。初期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在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后期逐渐关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碳排放，而“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秩序重建的影响及相应的治理方案则贯穿前后研究。

1. 地缘政治研究

“一带一路”普遍被西方学术界视为地缘政治“战略”，而中国则强调其互惠共赢的包容性，采用较为中性的“倡议”一词。但中西方学者都承认，由于中国的持续崛起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和影响。部分西方学者非常关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隐喻，将其类比为“马歇尔计划”，认为它是“自美国牵头的战后马歇尔计划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外交计划。”也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政治性的“地缘政治和外交进攻”，是地缘政治扩张。例如，Peter Ferdinand认为“一带一路”是中美在21世纪霸权竞争的表现之一，是为应对美国“重返亚太”而建立的。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变体”。围绕“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辩论西方学者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在从根本上挑战全球政治经济既有的国际秩序，即中国是谋求改变还是维持现有秩序的大国。当然，也有极少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没有必要阴谋论地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化解读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

2. 开发性金融

西方学者非常关心“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模式，其原因在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长期处于低潮。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引发了西方的高度关注。尽管学界主流承认“一带一路”的开发性金融能帮助东道国经济发展，但学者更多关注亚投行建立的政治色彩。有学者将亚投行视为中国“购买”影响力的工具，认为亚投行的建立会改变由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治理架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地缘政治”和“发展”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亚投行作为多边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之间的关系非政治化，从而促进经济互联互通。有西方学者犀利地指出，某些国家对亚投行的怀疑和质疑只是劝说其他发达经济体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借口，亚投行为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金融结构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外国学者带着强烈的政治立场，不断发表“一带一路”建设是“掠夺性借贷”、会给参与国家带来“债务陷阱”、“债务陷阱外交”等具有负面色彩的评价。不过，也有少数学者予以回击，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债务陷阱”，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Deborah Brautigam。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中国过度持有美元问题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

3. 能源与环境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这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在能源方面，西方学者们一方面关注“一带一路”能源网络的构建以及中国海外能源投资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常关注中国在沿线的能源特别是火电投入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了沿线国家的碳排放，督促中国减少在沿线的煤电投资。随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舆论和行动不断升温，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及减排正在成为热点话题。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也是西方学者紧盯的热点话题。学者们指出，沿线地区面临水资源短缺、地质灾害、野生动物死亡率增加、入侵物种的传播、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生态环境问题，呼吁对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严格的环境和社会评估。不少西方学者采用短时间尺度和小范围观察的方法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环境影响，给“一带一路”扣上破坏环境的黑帽子。而实际上，任何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都有一个恢复期。也有学者呼吁沿线国家制定可持续的规划、建立合理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并建议政府、金融机构、开发商、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以及研究人员之间加强对话。

4.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标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因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西方学者非常关注的话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在经济转型期为维持经济发展、寻找国际经贸合作新伙伴的举措。更多的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感兴趣。大量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内福利等方面具有带动作用。世界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有促进作用。此外，学者们还强调，中国的对外投资应重视制度和文化差异，以及地方政治冲突、不确定性和政策风险。

5. 交通物流

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和重点领域，而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交通物流格局改变也是西方学者关心的议题。近年来，西方学者组织了不少专刊研究该议题。有的专刊从货物跟踪系统、航运路线和中转枢纽选择模型、空集装箱重新定位、班轮共享的经济和环境价值以及中国进口关税税率降低的影响等多方面探究了“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推动海上运输更加高效的运行；有的专门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海运以及国际物流的影响；也有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供应链协同、物流线路优化和模式选择方面的专门研究。

四、中文“一带一路”研究文献分析

在中国知网以“一带一路”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2014年至2021年11月期间共有17208篇涉及“一带一路”主题词的核心期刊论文，远远高于英文论文。但是，在这些中文文献中，被引次数≥1次的论文只有2644篇，约占中文文献总数的15.36%，总量与英文论文数量相当。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是刘卫东的《“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截至2021年12月共被引1104次。运用文献数量分析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等；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沿线国家、经济全球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这与英文论文有较大不同。

早期中国学者多集中于对“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宏观议题的研究和阐释。随着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研究主题不断细化，亚投行、互联互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先后成为热点研究主题。2019年后，学者开始对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根据高频关键词可以将中文文献的研究归纳为以下几个领域：互联互通、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地缘政治关系和科技与文化交流。

1.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研究议题包括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与问题、互联互通与共同体建设，以及互联互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等。一些研究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在物流、贸易、信息等领域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是互利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体现，但也研究指出由于战略互信不足、协调难度大、地缘政治复杂、隐性风险众多等原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的不确定性较大。其次是具体的通道建设研究，主要研究议题包括跨境运输通道的建设模式与作用机制、面对的困难与风险，海洋航运战略支点、沿线的航空运输联系和陆海联运，以及中欧班列发展的现状与优化对策。最后是在关注海陆空等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关于互联互通与贸易发展议题的研究。例如，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现状、贸易网络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的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特定产品（如农产品、能源、天然气）贸易格局及发展趋势的研究。

2. 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对外投资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问题与挑战、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对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影响，特别是针对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制度环境以及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等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学者们意识到对外投资过程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将制度因素作为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由于认同差异、沿线国家的投资市场环境较差以及大国博弈政治牵制等不稳定因素，中国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面临着困难、挑战及风险。另外，海外园区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快速发展。以海外园区为主体进行的对外投资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开始涌现，重点围绕海外园区建设的机制与模式、建设过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及其载体作用等内容展开。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也出现了大量研究，主要聚焦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作用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措施等。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规模、经济自由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

3. 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

现有研究倾向于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框架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发展的背景及意义。有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施的一项国际倡议，是建立更加平等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是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深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对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全新的外部环境，通过发挥贸易结构先导效应、自由化竞争效应以及市场规模扩张效应，能够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并驱动沿线国家协同转型。现有研究也很关注不同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研究，特别是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另外，人才培养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对“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研究成为热点话题。此外，“走出去”面临的风险问题得到了很多研究。有研究强调中国企业在一些领域缺乏“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提高企业海外经营对东道国的适应性。

4. 全球化与区域合作

大量国内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关键词，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首先，“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在本质上区别于已有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表现为高度的开放性，而且突出表现为合作领域、合作制度、合作目标的多样性与多重性。

很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性全球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将开创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刘卫东等认为，“一带一路”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内核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理论建构。包容性全球化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的；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全球化不能仅仅为资本空间扩张和积累服务，也要照顾到活生生人们的需要。其要点包括加强政府间合作、加强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每个国家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平等参与全球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等。此外，包容性全球化更需要企业的参与，需要企业转变经营观念，更加重视制度和文化差异，更加重视所在国、地区和社区的收益和获得感，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5. 地缘政治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发生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涉及到沿线各国之间利益协调，必然深受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也将对后者产生影响。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一方面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属性的界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地缘环境进行宏观性、理论性和一般性层面的探讨。一方面，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例如大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三重视角，以及不同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知基础的视角，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多重现实背景。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将地缘政治作为外部风险来研究，将该风险来源划分为东道国、地区、全球三个尺度，并从构建预警和管控机制、加强各尺度部门协调能力及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沿线国家等角度提出对策，认为有效的地缘风险防控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6. 科技与文化交流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和支撑，现有研究对国际科技合作的参与国家、合作模式与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各技术领域科技合作网络中节点国家的合作广度和合作强度均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并提出国际科技合作要因国（地）施策，坚持研发合作和技术转移并举，更加注重研发合作的基础和质量，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丝绸之路精神与文化认同。从历史角度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丝绸之路历史精神的传承是推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工作的有效路径。其次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和机制研究。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路径，有学者指出其关键不在于中国文化要素是否“走出去”，而在于是否有文化品牌，且品牌通过植入市场要素的方式来传播，同时要积极打造差异化、融合式文化传播新模式，培养精通“一带一路”文化语境的国际传播人才。最后是“一带一路”与中国形象的塑造研究。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的广度与深度持续上升，既强调中国的重要性，也保有风险认知与威胁警惕。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宝贵契机，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体形式塑造积极负责、有亲和力的大国形象，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五、中外“一带一路”研究的认知鸿沟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智库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正在形成一个新兴的、庞大的研究领域。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学者主要研究“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以及面临的各种风险等；而国外学者主要关心“一带一路”建设对地缘政治格局、生态环境和贸易格局的影响，以及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出现的新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新的投融资模式以及相关的债务问题。这种认知差异如不能缩窄，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曾发问：为什么讲不好中国故事和“一带一路”故事？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刻意抹黑的原因，也有主、客体的内在视角不同的原因，还有学术传统（如西方学者非常强调研究的批判性）和话语体系的问题。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及其产生的广泛国际影响，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开始围堵、遏制“一带一路”。一方面，他们提出了竞争性倡议，如G7的B3W倡议；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专门抹黑“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例如，美国的战略竞争法案列出专款用于攻击“一带一路”。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智库和学者迎合美国这种战略竞争的需要，不断抛出缺乏事实依据的抹黑性言论和文章。

另外，“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创造历史的宏大倡议和合作平台，其主体和客体所关注的问题自然会有差别。国外学者通常以客体身份观察“一带一路”建设，比较容易注意到其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因而更愿意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研究“一带一路”。另外，过去几十年国际学术界的“环境转向”（即各学科都更加关注环境变化），也让很多国外学者自然而然地重视“一带一路”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二战”后国际发展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因而很多西方学者很有兴趣了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投融资。而中国学者作为主体的一部分自然关注如何做好“一带一路”建设。

此外，基于不同文化形成的话语体系，也影响了中、西之间在“一带一路”研究上交流。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思想的融合体。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社会的交流日益深入，双方使用的术语、名词有相互靠近的趋势，但很多话语仍然是放在各自的语境和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例如，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话语，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理解是很不同的。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媒体常用的舆论动员词汇，也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

总的来看，讲不好中国故事和“一带一路”故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少有效的交流是根本性原因。当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一带一路”研究、学术出版和学术交流处于低潮期。这非常不利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可以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六、成立“一带一路”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响应，纷纷成立相关的研究中心或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实体机构和非法人机构（含智库和国别研究中心）已经有200多家；从发表论文的角度来粗略统计，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人员超过10000人。2017-2020年，各种类型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年均发文量保持在2万篇左右。由此可见，“一带一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但是，如前所述，这些研究尚未广泛地影响到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智库，也还未能在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环境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全新国际合作思想，也是我国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发展的重要贡献。因而，对其的研究涉及到大量的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经济、外交、贸易、投资、金融、法律、文化、教育、语言、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健康、数字经济、技术标准等。正因如此，当前“一带一路”研究比较繁杂，质量参差不齐，关注小领域、小分支的研究居多，系统性的交叉研究和理论研究偏少，研究的协同性也较差，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作用弱。如前所述，在已发表的几万篇文章中，被引用过的文章只有2644篇。因此，尽管“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而且规模日趋庞大，但是由于缺少统筹协调机制，整个研究队伍尚未形成合力，“虚胖”现象明显。

此外，由于各学科各自为战、缺少学术交流，国内“一带一路”研究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和强有力的学术话语体系。这不但导致“杂音”多、表面文章多，难以精准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而且，也让我国在“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处于劣势，讲不好“一带一路”故事。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时至今日，我国尚没有一个聚焦于“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来对外集体发声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来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和话语环境。把五指攥成拳头，才能在国际交往中争取到学术话语权，才能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因此，时代呼唤一带一路研究会的成立。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阶段、还是从其研究队伍规模和发展状态来看，时机都已成熟！

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会，有利于加强党对“一带一路”研究的领导。“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具有长远重大意义。只有把全社会的思想特别是“一带一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思想、决策和部署上，才能让“一带一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目标，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和学以致用。 

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会，有利于加强“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交流。学术共同体是学者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推动高水平、前沿性、系统化的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成立“一带一路”学会并组织固定和非固定的学术交流活动，有利于“一带一路”研究不同学科方向之间的交流并凝聚共识，推动形成“主干强壮、枝叶繁茂”的“一带一路”学术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话语体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才能逐步影响国际学术界，提高我国的学术话语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会，有利于统筹协调“一带一路”研究工作，更好地支撑其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其理念、愿景和原则十分清晰且广为认同，但具体建设模式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如何在建设过程中落实好“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绿色、开放、廉洁”的理念，“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以及风险防控的要求，有待于建设经验的不断总结。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方方面面，这项工作需要不同学科的协同努力。成立“一带一路”学会，让学术共同体发挥自我协调功能，强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对于“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会，有利于全社会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引领全球发展的一个平台，将深刻影响全球发展模式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它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只有社会各界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逐步树立起全球观，才能为我国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成立“一带一路”学会这个民间学术组织，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基层触角，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让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我国的崛起之路，让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微观行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